黄土画派

 


 


扎根黄土地  高扬主旋律


 ----------黄土画派主题美术创作初探


 吕书峰


引言：黄土画派创建于2004年4月。黄土画派以西安美术学院为依托成立“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画派创始人刘文西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杰出画家。1950年，刘文西17岁时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上海育才学校正式学习美术时，印象最深的是王琦先生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而奠定了他一生的艺术追求。刘文西从艺70年来自觉践行党的“二为”和“双百方针”，坚持“扎根生活，表现人民”的文艺方向，1958年他自愿分配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60多年来刘文西近百次走进陕北，足迹遍布陕北的各个县市、村落，画了两万多张写生，创作了大量表现革命历史和当代西部生活题材的精品力作。黄土画派在当代中国画坛声名远播，几乎家喻户晓。目前黄土画派拥有院委、院士及成员112人，成员之间师承关系明晰，形成了以西安美术学院、陕西国画院及陕西省美协为主体的画家群体，其影响不断深入。


一、画派创立成因


中古绘画中，画派之谓始于明代，以董其昌“画分南北宗”最为著名。明代对画派的梳理以地域性、师承关系、艺术特色及源流影响概其传承。明初戴进创立“浙江画派”；吴伟、张路创立“江夏派”；明中期沈周、文征明被称为“吴门画派”；唐寅、仇英被划为“院派”；董其昌形成“华亭派”；另有“娄东派”、“虞山派”、“新安派”等等。清初，画坛以“四王”、“四僧”引领画坛；清中期出现著名的“扬州画派”；清末民初有“海上画派”；民国时期高剑父的绘画吸收西方光影表现手法，中西合璧形成著名的“岭南画派”；金城、陈师曾、齐白石、徐悲鸿、蒋兆和等被称为“京津画派”。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引领“金陵画派”；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陕西画家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等画家以陕北、关中及秦岭、陕南一带为基地采风写生，探讨中国山水画的革新与创造，在北京、杭州、南京等地举办“西安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展，展览在全国画坛引起极大反响，被学界称为“长安画派”。如果揭开历史的面纱，当时画家赵望云和石鲁并没有认为自己的创作与画派有什么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他们在中国画创造与革新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被学界认可，毫无质疑“长安画派”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影响的画派之一。


黄土画派是继长安画派之后在陕西崛起的又一画派。黄土画派创始人刘文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就画出了《毛主席与牧羊人》《拉家常》《同欢共乐》《祖孙四代》等影响深远的作品，可以说刘文西与长安画派领袖、起手赵望云、石鲁的艺术探索几乎是同时期的。刘文西人物画的造型特色以坚实的素描为根基并运用理想主义的绘画语言开创了中国现代人物画创作一代新风。


二、创始人刘文西


  刘文西（1933.8—2019.7）浙江嵊州市水竹安山村人。1958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分配至西安美术学院工作，历任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社会兼职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顾问;陕西省文联顾问、省美协副主席、省国画院名誉院长、延安市副市长等职；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次文代会代表等。


1、以领袖为主体的革命题材创作


     1957年24岁的刘文西带着毕业创作任务第一次从浙江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在宝塔山、沿河边、枣园和王家坪等地寻觅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足迹，陕北的老人、青年、儿童和婆姨进入他的笔下，不久他创作了《毛主席和牧羊人》（素描）。《毛主席和牧羊人》表现延河边夕阳下毛泽东与牧羊人相遇、交谈，以极其洗练的手法，描绘主席与平民交流的场面，朴素与亲近扑面而来，展现出刘文西对表现领袖题材主题绘画的理解。《毛主席和牧羊人》这件作品已经问世便即刻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同时，也坚定了刘文西表现领袖题材的信心。1959年他完成了中国画《在毛主席身边》，1969年创作了《拉家常》，1962年创作了《同欢共乐》和《枣园桃李》，1964年创作大型主题历史画《毛主席到陕北》（素描、中国画）。自1957到1965文革前的8年间，刘文西的领袖题材美术创作手法分素描、素描淡彩、中国画工笔、写意等形式，从中可见刘文西的创作态度是极其严谨的。这个时期，刘文西以水墨的表现方式创作了《祖孙四代》《支书和贫农》以及《炕头夜话》等。在创作领袖题材时，刘文西大多选择了工笔重彩的方法。


解放初期，中国文艺践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提倡大众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这个时期，我国年画、连环画的创作成为美术创作的主流，力求文艺作品必须反应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关于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刘文西在浙美上大学期间就投入巨大精力临摹过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任氏独到的“钉头鼠尾描”其入笔坚韧、行笔飘逸曾给他带来一定的影响。刘文西在《同欢共乐》《毛主席到陕北》等作品中均能看到刘文西对任伯年线描技法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任伯年的笔法洒脱自然，刘文西的工笔线条则坚韧稳健；在色彩方面的运用，刘文西将传统的平面填色加入了一定的凹凸晕染，并吸收了鲜明的年画表现手段。这些作品取得了造型坚实、线条俊迈、色彩浓丽的艺术效果。《在毛主席身边》《同欢共乐》等多件作品被印制成年画大量发行，也使得刘文西的作品几乎家喻户晓。


文革期间，刘文西全家被下放至陕西大荔朝邑农场，他一度被迫停笔作画。不久，陕西画坛以“秦文美”著称的创作组创作了大量带有“红、光、亮”的美术作品，“秦文美”的影响遍布全国。据考证，“秦文美”多件表现领袖题材的作品大多出自刘文西笔下。可以说“秦文美”的美术创作带有鲜明的刘文西绘画风格的样式。


伴随着文革的结束，1976年刘文西运用水墨写意和工笔年画相结合的方法创作了《知心话》、1977年创作了《奠基礼》《战地黄花》三件表现领袖题材的重要作品，这几件作品的问世是刘文西运用水墨写意技法表现领袖题材的重大变革和实践。众所周知，刘文西在1962年就以水墨大写意的方式画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祖孙四代》，把中国农民运用纪念碑式的构图树立在广袤的黄土地上，在中国美术史上可以说是开天辟地，因此也赋予了《祖孙四代》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特殊地位，这件作品不仅是刘文西践行“笔墨当随时代”进行人物画探索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开启了刘文西对中国写意人物画探索的终生追求。1981年创作的《北斗—刘志丹和陕北人民》，1984年创作的《解放区的天》是刘文西表现领袖题材的巅峰作品，这两件作品的完成也几乎成为刘文西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收官之作。此后，刘文西的主要精力则集中到表现陕北，为陕北人民画像和立传的艺术追梦中。


2、扎根人民的陕北题材创作


刘文西在表现中国革命和领袖情怀美术创作的同时，对普通民众的挖掘和表现几乎贯穿了刘文西一生创作的全部，即便是领袖题材，刘文西始终描绘的是领袖和人民的鱼水情。在刘文西眼中人民是高大和伟岸的，刘文西以仰视人民的方法观察和表现，没有平视更没有俯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推动社会发展，表现人民成为新中国美术的重要视觉。


1990年，蔡若鸿在《新时代的画像》一文中开篇写道：如果想了解画家刘文西的为人，只要看看下面的几个数字就可以看出他的大概轮廓：三十年来，他到陕北去了四十多次；三十年来，他跑遍了陕北所有的县；三十年来，他近十次在延安过春节；三十年来，他画了几千个农民的肖像和上万张速写。此后，1990—2019年，距离刘文西逝世又是将近三十年，刘文西更是心系陕北，每年带领黄土画派成员去陕北采风写生至少两三次，那么，刘文西在陕六十多年，前后去陕北应该有上百次了。刘文西在延安安塞，曾经把陕北的一个小女孩从三五岁画到快六十岁。刘文西在人物画创作中提出“熟悉人、严造型、讲笔墨、求创新”，并身体力行，构成了他一生实践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基本轨迹。从1962年创作《祖孙四代》、1963年创作《支书和老贫农》、1982年创作《沟里人》、1984年创作《山姑娘》、1991年创作《唱支山歌》。刘文西把为陕北人民画像推到了极致。自1983年，刘文西创作《高原秋收》，在一个210cm*1200cm的画面中，把三十一个陕北的男女老幼构建在一幅欢乐的秋收景象中，人物、红高粱和谷子在锁呐声中回荡着秋的畅想。这张长卷的开启也为十年之后刘文西构思陕北百米长卷《黄土地的主人》埋下了伏笔，可以说刘文西在去世前一年举办的百米长卷画展，倾注了一个老画家三十年的心血。百米长卷《黄土地的主人》由《黄土娃娃》（210cm*1200cm）《陕北老人》（210cm*600cm）《米脂婆姨》（210cm*600cm）《绥德的汉》（210cm*600cm）《高原秋收》（210cm*1200cm）《安塞腰鼓》（210cm*1200cm）《横山老腰鼓》（210cm*1200cm）《红火大年》（210cm*1200cm）等八个情节组成，刘文西对陕北人民的理解、热爱以及精心塑造、笔墨锤炼永远隽刻在百米长卷之中。


三、刘文西对现实主义绘画语言的拓展


西方美术史中，现实主义绘画始于19世纪中期，由法国画家库尔贝首先提出。1855年法国举办万国博览会，库尔贝的巨幅油画《画室》和《奥尔南的葬礼》遭到审查委员会的拒绝，库尔贝义愤之下在博览会场地附近以“现实主义”命名的40幅油画作品同时展出，这个展览是现实主义绘画首次宣言，同时，库尔贝发出对传统绘画的挑战。库尔贝把绘画的视觉从以往表现历史画和贵族肖像的古典绘画视觉和审美，转移到表现身边的人物和普通民众。《画室》一画，库尔贝把自己置于画面的中心位置，他正在描绘一张开阔的风景，他的身后伫立着一个裸女，前景描绘一个偶然走进画面仰头张望风景的孩子，画面右侧描绘了一组诗人、画家和一些贵族，画面左侧则表现一些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他们大多是画家的模特。《画室》运用象征的手法把上流社会与社会底层的人物构建在一起，库尔贝似乎要提出社会两种阶层人物的对话。这个展览同时展出的还有《筛麦的女子》《从集市归来的弗拉格农民》等作品，它堪称库尔贝现实主义绘画的杰作。库尔贝的现实主义主张是去掉古典唯美主义的矫饰，而侧重于对生活朴素瞬间的描述。恩格斯在针对现实主义艺术主张时指出：典型应当具有代表性、普遍性并具有鲜明的个性，典型与普遍性两者应高度的融汇、统一；艺术创作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为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推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世纪初，徐悲鸿把西方写实绘画引入中国，从此，现实主义美术在中国萌芽并得到巨大发展。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等作品，借古喻今，他用画笔表现历史，从叙事性展开中国画的新视觉。如果说安格尔一生实现着“为艺术而艺术”，那么，徐悲鸿则要践行“为人生而艺术”。画家蒋兆和在国难当头时期画出了震惊国人的《流民图》开启了中国画直面人生，表现普通民众的先河。蒋兆和是一位善于表现苦难的画家，只有在面对社会底层的人物时，才能体现他对社会的深层思考，从而显示出他绘画方面的杰出才华。


刘文西在推进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时堪称为“人民而艺术”的杰出画家，在黄土画派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郭全忠等感慨：我们这代画家在表现现实题材时是“平视”群众的，而刘文西先生一直抱着“仰视”的态度表现人民的，因此，在刘文西的笔下人民往往是高大和伟岸的，这种“仰视”可以认为是刘文西坚定的艺术信仰，千万张扑面而来的人民形象才能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也由于此，刘文西才赢得了当代的“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1、唯美的写实造型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艺遵循“二为”方针，美术作品旗帜鲜明的表现现实的火热生活，出现了像黄胄、方增先等杰出的画家。刘文西的绘画视觉一直锁定在对延安革命时期领袖和人民的颂扬，同时，他投入巨大精力表现西部的各类人物。刘文西始终以极其严谨的造型赋予对象唯美的表现，他的造型主张提炼、概括，从不尝试夸张和变形。刘文西笔下的人物精神面貌似乎永远都是健康、开朗和积极向上的。有人说刘文西笔下人物嘴角的刻画都是向上翘起的，似乎一直带着微笑，这种微笑几乎贯穿了他笔下形形色色人物的全部，有人说他千篇一律，有人说他恰恰形成了刘文西审美的特色。所谓的“刘文西现象”应该有刘文西的审美意识、造型语言、笔墨构建和色彩搭配等方面形成。


2、理想化的现实转换


   刘文西从艺70年，表现陕北题材的作品应该能够占其创作的七成。可以想见五六十年代的陕北是荒芜和贫瘠的，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仍然没有摆脱贫穷和落后，然而，我们来看五六十年代刘文西笔下给我们带来的陕北。作品《毛主席在陕北》《同欢共乐》《知心话》等表现领袖在延安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不论是他笔下的领袖、指战员和陕北民众都沉浸在绘画主题给我们带来的喜悦情境中。作品《祖孙四代》《沟里人》《山姑娘》表现的是六十至八十年代初的陕北人民，厚土上的祖孙四代；田埂上的农村少女、少妇迎着夕阳，肩负着谷子的陕北汉子等等，在这里看不到消极和悲伤，更没有贫瘠和落后，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有劳动带来的欢快和喜悦，到处洋溢着丰衣足食的气息。刘文西笔下的陕北汉子几乎全部头顶着白羊肚子手巾，白羊肚子手巾、红腰带是陕北的特征，更是刘文西运用理想主义描绘现实的手法，从而构建出他心目中的陕北农人。因此，刘文西笔下火热的陕北生活和他塑造的形色人物，被他设定在一个特殊的、理想的环境中。当很多画家读到刘文西的作品之后纷纷奔赴陕北，让这些画家失望的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刘文西笔下那么坚韧的陕北汉子，也找不到那么唯美的米脂姑娘，刘文西恰恰把他对陕北人的理解融化在他的笔下。


3、开阔宏大的构图


   我们从刘文西的《奠基礼》《解放区的天》《毛主席在陕北》这三件作品中足以发现他驾驭大场面的能力。《奠基礼》表现直罗镇大捷的宏大场面，画面前景通过三个奔跑的少年给我们带来动感，毛主席挥动着八角帽，姿态坚定，周围欢呼雀跃的指战员举着军号、枪支和红缨枪，红缨枪和招展的红旗交织在一起，远景通过成千上万的战士烘托主题，欢笑的人物统一而富有个性，我们注意一下前景缴获而来的各种武器装备，这些钢铁装备确被淡墨虚幻般的处理，若隐若现，从而使得黑压压的人群形成的重色显得格外突出，主次分明。《解放区的天》把一个常见的S形构图，在刘文西的笔下则形成结构复杂、场面开阔的画面效果，毛主席背着手、拿着板凳，正和两位长者交谈，这种亲切的感觉我们同样可以在《毛主席和牧羊人》中找到，画面里大量背对着我们观看秧歌的人物，严格来讲是很难处理的，而刘文西把几个回头张望的人物与读者交流，通过一个女战士给一位“兰花花”梳妆使原本平淡的画面顿时活跃起来，抱着、背着弟妹的少女与读者擦肩而过走进画面，所谓画外有画，刘文西常常这样使用这种方法处理画面，让作品充满活力和张力。


4、坚实的笔墨构建


   刘文西是一位能做大场面和能画大作品的大画家。他常说：画家之中能画大画的可以成为大画家，能画小画的可以成为小画家，不画画的“画家”是二流子。刘文西在作大画时先用浓重的线条勾勒人物的面部和全身的形体，这时候你似乎看不到水墨画中水的运用，他将浓墨依靠行笔的快慢来实现形体和结构的表达，这种“粗线浓墨”构成了刘文西绘画的基本框架，他舍弃了更多泼墨和水的变化，由于此，有人说刘文西的绘画缺少“笔墨”。我认为这种所谓的“笔墨”可能大多源于我们对传统意义上“文人画”笔情墨趣的理解，刘文西恰恰以一个大画家的情怀提炼了他对笔墨的认识。当然，刘文西绘画的处理在完成了基本的浓墨构建后，也常常使用非常饱满的淡墨乃至提炼的色彩为画面“润色”。


5、浓丽的色彩铺张


   传统“文人画”讲求“水墨至上”，所谓“墨分五彩”在单纯中求变化。刘文西作为现代水墨人物画探索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画家，他不单在笔墨方面革新了传统，同时在色彩运用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我们从五六十年代刘文西大量的速写中能够看到他在炭笔素描中，常常使用几种简单的色粉提炼和表现丰富的内容，这些大量的带有色彩的素描实践也几乎贯穿了刘文西写生的全部。刘文西平生强调写生，画了数万张鲜活的人物和风景，特别是晚年一些带有色彩的风景画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刘文西在主题美术性创作方面，关于色彩的运用，绝不拘泥于对自然的简单描摹，更多的使用了简括和意象的色彩。例如《沟里人》把本是黄色的谷子采用纯粹的朱砂来完成，大面积的红色谷子和腰间的红腰带和谐统一，增强了画面的表现力。《解放区的天》同样使用面积不同的朱砂来烘托热闹的秧歌场面，不难看出作为一代红色画家，朱砂颜料几乎是他一生的偏爱。


四、黄土画派师承及艺术成就


1、家族及成就


     刘文西取得的艺术成就离不开他的夫人陈光建。陈光建1936年生于四川省荣昌市。1939年就读于上海育才学校，在校期间，十三岁的陈光建与十六岁的刘文西成为同学并一起成长，四年后刘文西、陈光建双双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1958年刘文西毕业去了西安美术学院，他的“伯乐”是西安美术学院老院长刘蒙天，同样学业优秀的陈光建被留母校任教，一年后为了照顾刘文西的起居，这位巴蜀才女又调入西安美术学院工作，她把一生的事业同样献给了这片厚重的黄土高坡。作为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的学科带头人，陈光建曾担任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等职。代表作品有《窑洞小学》《西去列车》《依恋黄土地》《绿色边疆》《旱鸭子》等。陈光建的作品以工笔见长，作品多取材于生活的瞬间，她常常能在平淡的生活细节中发现动人的场景，从《慈母手中线》和《情怀》中可以看到她的艺术才华和创造。另外，陈光建的水墨写意“画舞”，造型唯美、落笔洒脱，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长子刘丹生于1963年，1986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留校任教至今。刘丹的人物画创作承袭家学，作品《强光下》《土坡坡》《北方娃》《大漠三月》《老哥俩》等分别入选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大漠三月》并获优秀奖。刘丹在进行人物画创作的同时主攻水墨山水画，作品题材多描绘陕北和陕南，刘丹热爱陕西，特别是厚重的黄土高坡给他带来不尽的创作灵感，三十年来他随父亲数十次赴陕北采风写生、感悟生活，他的山水画以纯粹的水墨语言表达了他对西部山水的个人理解，山水画作品在第三届、第五届等全国山水画展中屡次获奖并取得可喜成就。女儿刘山花生于1970年，自1985年至1993年分别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和美院中国画系，现任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代表作品《第七个秋天》《塔吉克姑娘》《宁静的日子》等。刘山花的中国画创作以工笔重彩见长后研习岩彩画，作品造型严谨、工整细腻。从刘丹和刘山花的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刘文西夫妇把他们视为陕北的山丹丹并寄予厚望。


2、五六十年代学生的成就


   刘文西分配至西安美术学院工作初期，长期在一线教学并着重指导毕业创作。在此期间追随刘文西、陈光建夫妇学习并取得艺术成就的画家有：崔振宽、杨力舟、王迎春、王有政、郭全忠等。


杨力舟、王迎春夫妇1942年生于山西，早年双方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及美院油画系、中国画系，后分配至山西工作。杨力舟、王迎春夫妇198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首届研究生班，师从著名画家叶浅予，毕业创作《黄河在咆哮》轰动画坛。杨力舟、王迎春夫妇早期创作受刘文西影响较大，长期以来与黄土画派及刘文西夫妇有很深的师生情谊，代表作品《太行浩气传千古》《挖山不止》等。《挖山不止》表现“农业学大寨”时期著名人物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挖山造田的英雄气概，这件作品一度被印制成年画在全国大量发行，成为七十年代中国画的经典作品。1984年，杨力舟、王迎春合作的中国画《太行铁壁》一举获得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作品把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抗战军民运用意象的手法镶嵌在太行山的岩壁上，宛如一首中国抗战的“铜墙铁壁”之歌。这件作品以方折的笔法侧锋勾勒如同山水画中的“大斧劈皴”，结构严谨、造型坚实形成钢钩般的笔墨框架，赋予作品强烈的视觉张力，给中国当代水墨人物画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探索空间。此后，杨力舟、王迎春夫妇多次参与全国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及评审。


崔振宽生于1935年。1957年至1959年在西安美术学院彩墨系(中国画系前身)学习，刘文西曾为其授课，1960年崔振宽改学山水画。崔振宽山水画继承了长安画派赵望云、石鲁的优良传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倾注于中国传统文人画并深入其内核进行探索，追随黄宾虹研习揣摩二十年，学界认为在九十年代兴起的黄宾虹现象，中国学习黄宾虹的画家不计其数，崔振宽被推为第一，并称为“黄崔系统”，可见崔振宽在山水画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代表作品《阳关暮曛图》《旱塬》《冬》等以及近年来创作的大量“焦墨山水”。


王有政生于1941年，山西万荣人。1964年、1969年分别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附中、中国画系。王有政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作品兼工带写。他常常能在普通生活的情境中寻找到动人的瞬间画面。1979年代表作品《悄悄话》取材陕北农家院落的一瞬，把小孙女考试获得优等的喜悦，展现在陕北老农经过岁月交织在一起的眉宇之间，画风质朴，沉郁中见轻快。另有《捏扁食》《卷旅图》《母亲我心中的佛》《读》等，这些作品无论表现农家的年味、还是旅途的歇息以及炕头的姐弟，无不洋溢着生活给我们带来的感动，王有政这些作品连续获得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九届全国美展以“一银三铜”的殊荣，这个获奖数字实属罕见，足以证明王有政作品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2009年历时四年，王有政与其学生著名画家杨光利合作的《纺线线——延安大生产运动》以单纯的线描表达践行了他们对这一题材的理解，这件作品终审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首次启动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是陕西送展终审通过的唯一一件中国画作品。


郭全忠，生于1944年，河南宝丰人。曾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附中，1969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1979年成名作《万语千言》一举获得第五届全国美展二等奖，作品表现周总理回延安的瞬间，在延安的农家院落里，总理面对两位年长的故友百感交集，前景中的小女孩端着饭碗的背影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特征，窑洞和交织在一起的枣树枝干也在诉说着过去和现在，山沟的日子依然如故，总理忧国忧民的表情与含泪的老人在叙事的情节中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回味，画面发人深省、憾人胸怀。此后，郭全忠以写实的手法创作了《自乐班》等。郭全忠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没有仅仅局限在写实的范畴，此后，开启了他对水墨表现的探索。八十年代初是中国人物画由写实转为表现的重要时期。1981年，画家周思聪怀着对绘画的执着赴日本拜见人道主义画家丸木位里、赤梭俊夫妇，二十年前，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读附中时的周思聪，当看到丸木夫妇在北京巡展的《南京之大屠杀》作品时，就给她带来极大的震撼。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伴随着文革的到来，周思聪无法实现对表现主义绘画的实践和探索，而丸木夫妇作品给她带来的影响却难以磨灭。从日本归来后，也是在周思聪画完最后一件写实主义作品《人民和总理》，她就积极的投入到水墨表现的探索中，从1981年至1985年，周思聪、卢沉夫妇相继创作了《矿工图》组画，原计划创作九幅，由于身体的原因最后只完成了四幅，其中有《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遗孤—矿工图之六》《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等。《矿工图组画》在八十年代初中国表现水墨画的探索领域具有重大影响，为九十年代水墨多元化写实与写意、夸张与表现的新格局做了重要的铺垫。郭全忠的水墨画探索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他艺术表现的视角仍然锁定在陕西农村，从《选村官》和《早读》能够看出他的形象表现和笔墨探索，这两件作品也先后在全国美展获奖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美术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刘文西在坚持现实主义写实方法的同时，以宽阔的胸襟关注并接纳现实主义的多元进程，黄土画派的中青年画家在现实主义表现及推进做了有益的探索。


3、七八十年代学生的成就


伴随着文革的结束，进入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西安美术学院相继招收硕士研究生。这个时期刘文西研究生中较有成就的学生有：马云、张小琴、姬国强、张立柱、杨晓阳、贺荣敏等，另有追随刘文西的刘永杰、杨光利等。


马云（1938—2010）陕西凤翔人，1958年西安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先后就读油画系、国画系。马云是陕西画坛风格鲜明的画家，他对徐悲鸿、关良、叶浅予等画家的艺术有独到的理解。马云的人物画创作继承了古典文人画的笔墨精神并将陕西凤翔的民间艺术融入创作，形成造型洗练、笔墨简括、色彩明快绘画样式。代表作品《农乐图》《裹肚图》《纺线线》等。1988年作为陕西进京15人风格展的主要画家之一，这个展览也被学界誉为“陕西乡土表现主义”。


刘永杰，1950年生，陕西长安县人，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永杰擅长工笔重彩并兼长水墨写意人物画。他以细腻的笔法、唯美的造型并使用略带夸张的绘画语言形成鲜明的个性，代表作品大型壁画《丝路风情》（合作）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工笔画《关中金秋》《凉山秋》以及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大唐盛世图》和写意画《金色的风》《绥德汉》等最具代表性。


张立柱，1956年生于陕西武功县。在攻读刘文西硕士期间就画了大量表现关中农村的作品，早期作品朴实浑厚，九十年代开始表现水墨画探索，其作品人物造型夸张、笔墨恣肆，是陕西乡土表现主义早期探索的重要画家。张立柱认为自己的绘画如同关中的秦腔、老腔，少有雕琢自然天成。代表作《大门旗》《金沙滩》《农民、农民》。1989年与石景昭、刘永杰等合作的壁画《丝路风情》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


杨晓阳，1958年生，陕西长安县人。15岁拜陈光建为师，后跟随刘文西攻读硕士。曾担任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副院长、院长；陕西省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西安美院名誉院长等职。杨晓阳作为刘文西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早年多次随刘文西赴陕北写生，画了数以千计的陕北人物。作品《黄河的歌》《黄河艄公》《愚公家族》《关中正午》以及组画《大河源头》等，这些作品体现了杨晓阳早年在现实主义绘画领域的探索和成就。杨晓阳提出“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美术思想，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近年来，杨晓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倡导“大写意”精神，提出“形、神、道、教、无”的艺术创造理念并付诸于实践，以丝绸之路题材为线索创作了主题绘画20件、重彩30件、水墨画40件、速写及写生260件等，其中，2016年创作的31m水墨长卷《社火》最具代表性。


贺荣敏，1958年生，陕西合阳县人。1983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后跟随刘文西攻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获硕士学位，担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贺荣敏始终把绘画的视觉锁定在他的故土关中一带，创作了大量表现民俗、社火的宏大场面。1994年他创作的中国画《雪塬》在第八届全国美展中获奖并一举成名。此后，他运用众多小人物构建大场面的画法创作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其中《父老乡亲》《中华太极》《血的印记》《柿子熟了的时候》《游击队之歌》等作品最具代表性。在绘画领域探索的同时，贺荣敏注重理论研究和绘画思考，其理论著作有《我画我说》《绘事散言》等。


张小琴，1955年生，祖籍山东蓬莱。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刘文西工作室主任。作为黄土画派具有影响的女画家，张小琴对敦煌壁画、中国传统重彩以及当代岩彩画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她的作品往往能在细腻中见厚重，代表作品有《玄奘涉远图》《凤翔泥玩艺人》《虎子》等。


五、长安画派与黄土画派的异同


20世纪的中国画坛以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最具影响力，同样形成于清末民初的“岭南画派”吸收了西方绘画光影及色彩方面的表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长安画派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代表画家有赵望云、石鲁、李梓盛、康师尧、何海霞、方济众等，这些画家自新中国成立前后汇集在古都长安。六十年代初，长安画派的六位代表画家，以表现黄土高坡、秦岭山脉、陕南景色和西部的风土人情为切入点，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赴北京等地举办写生习作巡展，在全国美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长安画派的主要画家早年投入抗战救亡运动，赵望云、黄胄曾沿黄河泛区采风写生，画了大量反应下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场景，著名批评家林木指出：赵望云是自觉践行艺术平民化主张的先驱，他的作品对新中国表现普通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石鲁在抗战期间就奔赴延安，运用版画、宣传画表现抗战鼓舞民众，在陕北的革命生涯以及对民众和风土人情的深入挖掘，从而造就了石鲁的艺术之路。


赵望云（1906.9—1977.3）河北束鹿人。早年在北京与王森然、李苦禅等组织吼虹艺术社。1937年创办《抗战画刊》，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三十年代足迹遍布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等地写生。四十年代开始表现西北风土人情并赴敦煌作艺术考察。著名画家黄胄、方济众、徐庶之为其弟子，其画风质朴浑厚，气节高雄。代表作品《黄河写生册》《林区写生册》《流民图》等。


石鲁(1919.12—1982.8)四川仁寿人。1940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院从事版画、宣传画、中国画创作。石鲁原名冯亚珩，由于仰慕石涛、鲁迅改名石鲁。石鲁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革新精神和创造力的画家之一，他的笔墨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书愤精神”又有当代绘画的表现性。石鲁常说：绘画不是再现，一定是要讲表现的。石鲁把中国画的色彩与水墨混合运用，创造了所谓“拖泥带水”的新画法，他常常运用干涩的方形笔触和纯粹的朱砂、赭石来表达意象中强烈的黄土高坡，宛如夕阳下“残阳如血”的情景。石鲁的绘画以旷达、硬朗著称，被称为“黑、重、怪、野”，可见其特色。六十年代，潘天寿看过长安画派巡展作品后，曾致信石鲁，认为表现有余，内敛不足，指出画家应该加强书法的修养，加强中国传统文人画笔墨的锤炼。至今学界对石鲁的部分作品亦有争议，有些作品难脱浮躁之气，即便如此，石鲁以极大的热情大胆改革中国画，堪称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家，他的实践和探索是极其可贵的。代表作品有《东方欲晓》《南泥湾》《转战陕北》《东渡》等。


何海霞（1908.9—1998.8）北京人。1934年拜张大千为师，不久与齐白石、张大千、于非闇在长春、大连等地举办画展。四十年代随张大千入川写生。1951年迁居西安。1956年调入中国美协西安美协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61年应邀赴中央美院授国画教学两年。何海霞的作品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并承袭了其师张大千的某些画法，形成笔墨坚韧、色彩绚烂的绘画特点。


方济众（1923.6—1987.7）陕西勉县人。1946年师从赵望云。1949年后担任《西北画报》编辑室主任。六十年代参加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在京举办“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后担任美协秘书长等职，文革期间下放陕南山区。方济众笔下的陕南农村景象质朴、生动、感人，不加雕琢，自然天成。代表作品《秦川一角》《溪柳迎风》《平湖春晓》等。


长安画派的主要画家以写生切入绘画，其主要内容表现山水、花鸟和西部风土人情。当然，石鲁作为学养全面的画家，他还曾涉猎文学，写过电影剧本《暴风雨中的雄鹰》，绘画方面他涉猎题材广泛，在人物、山水、花卉、书法等方面均有造诣。石鲁最著名的人物画当属《转战陕北》和《东渡》等作品。《转战陕北》以宏大的黄土高原为主要表现对象，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第一次表现黄土高原。石鲁运用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造境方式，巧妙地表现领袖转战陕北的情节，画面中看不到千军万马的跋涉，通过领袖站在俊俏的土岩上，仅仅一个身躯伟岸的背影就把主席的神采表现的淋漓尽致，曲径中，通过对一个牵马的警卫描述则勾勒出转战的过程。远处背景中的沟沟壑壑形成富有节奏的起伏，有人说它意象的展现出领袖宽阔的胸襟；有人说它正如转战中的千军万马。石鲁运用极其概括的手法，把前景突兀的黄土用鲜红的朱砂构建，形成稳健的、带有视觉张力的效果，它是现实与意象的完美结合。当石鲁巧妙地运用类似中国山水画点景式的方法表现人物画主题时，我们似乎能够从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或者从马远的《踏歌图》中找到类似的主题或构建，毫无质疑，这件作品也可以认为它是一幅用人物画命题的山水画。石鲁的《转战陕北》创作于1959年，恰恰在它诞生的的头一年即1958年，画家刘文西则运用镜头拉近的方式画出了《毛主席和牧羊人》，同样在表现领袖，刘文西把逆光夕阳下的主席和两个平民表现在一起，这种亲切的、更接地气的绘画描述深化了领袖与人民的关系。石鲁、刘文西同样生活在陕西，常常有人会问：有了长安画派为什么还要有黄土画派。简单的说长安画派在艺术主张方面提出其一、向传统学习，其二、侧重写生、外师造化。而主要画家的艺术成就都体现在山水和花鸟画方面，而人物画创作在长安画派中并不显得那么突出。黄土画派创始人刘文西早年就读于上海育才美术学校，在浙江美术学院专攻人物，刘文西具有极其坚实的人物画造型能力，他中西合璧，以人物画创作为核心并提出“熟悉人，严造型，讲笔墨，求创新”的创作思想，这个创作理念贯穿了刘文西一生关于绘画的探索和追求，它也是黄土画派艺术实践的基本宗旨。


六、黄土画派展望


黄土画派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刘文西旗帜鲜明的以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步入画坛历经六十年，刘文西始终践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创作了大量表现领袖题材和火热人民生活的作品，很多代表作以成为时代的丰碑。代表画家陈光建、王有政、郭全忠、刘永杰、杨晓阳、张立柱、贺荣敏等形成画派的中坚力量。数十年来，黄土画派画家的美术创作在当代中国人物画坛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1、重大历史题材及现实生活表现的深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国家先后组织过多次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石鲁中国画《转战陕北》杨之光中国画《激扬文字》候一民油画《毛主席在安远》陈逸飞油画《攻克总统府》等，已载入史册成为经典。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7年，近三十年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一度式微。2007年文化部再次启动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旨在弘扬主旋律，彰显国家记忆。2007至2013年画家王有政、杨光利合作的中国画《纺线线—延安大生产运动》（300cm*300cm）、郭北平油画《延安文艺座谈会》（200cm*400cm）通过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1到2016画家杨晓阳中国画《太宗纳谏》（350cm*450cm）郭北平油画《仰韶文化》（500cm*300cm）通过“上下五千年”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5到2016年吕书峰中国画《彝海结盟》（300cm*800cm）参加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联艺术基金“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美术创作展”，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2016到2019郭北平油画《亚历山大东征》（200cm*300cm）《王洛宾和他的西行慢歌》（130cm*240cm），刘永杰、韩勃正中国画《大唐盛世图》，吕书峰《大清顺治帝遣使恭迎达赖五世赴京册封》（380cm*600cm），叶华中国画《丝路明珠—帕米尔》（200cm*500cm）通过文化部“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创作工程。2017到2019年吕书峰在文化部中央美术学院创研班，中国画《路遥与平凡世界》（300cm*600cm）通过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该作品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伟大历程、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美术作品展。从以上作品可见十多年来，黄土画派主要画家在回顾历史和面对当下的艺术实践中为中国主题美术创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刘文西工作室”为学院培养一代新人


2004年在黄土画派成立之际，西安美术学院深化教学改革，实行艺术家工作室制，中国画系成立刘文西工作室。刘文西工作室教学大纲及教程围绕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培养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从不同层面培养专业技能和理论研究人才，每年毕业创作展设立“刘文西创作奖”，2004年至今有各类毕业生约800人，其中本科480人，研究生160人，博士生80余人为社会及高校画院等事业单位培养了大批美术专业人才，活跃在画坛和艺术院校的师资已成为陕西并辐射全国的行业主力，其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五年一度的全国美展中有多名学生作品入选并获奖，可见黄土画派的主要画家创作与教学并举，为西安美院科研和教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土画派以刘文西为核心，画家崔振宽、陈光建、王有政、郭全忠、郭北平、杨晓阳、刘永杰、贺荣敏、张立柱等形成画派中坚力量，中青年画家姜怡翔、刑庆仁、刘丹、吕书峰、刘西洁、朱尽晖、王保安、李玉田等画家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画坛逐渐形成一定的影响，年轻一代画家正试图在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领域努力实践。今后，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力求在理论研究、创作实践、培育新人等方面不断推进学术进程，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