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西的艺术人生：半生青山，半生黄土

作者：路洁

      刘文西，一个对黄土地恋恋情深的画家，从上世界50年代起走遍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画尽了风土人情，但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吴作人曾用“半生青山，半生黄土”来形容刘文西的艺术经历。从小桥流水的江南，到雄浑壮阔的高原，刘文西对艺术的感悟随着生活发生着变化。或者说，艺术的感召让他选择了陕西，选择了黄土地。

   “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刘文西1933年生于浙江嵊州。1946年在阳山中学读书时，第一次听到美术老师讲到世界上有个大画家叫“达·芬奇”，当时译文是“达文西”。刘文西便想：我们都是“文西”，他能成为大画家，我为什么不行呢？从此，刘文西更加发奋了。
      1948年，刘文西的二舅钱孝衡（曾任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陪他看画家商敬诚的花鸟画、人物画，刘文西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一直把商敬诚看做是他画画的启蒙老师。

      1950年，刘文西就读于陶行知创办的上海育才学校，拜王琦为师。17岁的刘文西，听王先生讲课时提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刘文西学习美术后接触到的正式的理论指导，也成为他艺术创作的毕生追求。刘文西曾说：“虽然当时我年龄不大，但这个理论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从此我知道了文艺是什么，知道了文艺与人民、与革命、与政治的重要关系。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使我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明确了创作道路，即‘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艺方向和文艺道路是进行美术创作的关键。这对我以后的创作生涯都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不再盲目了、不再不懂事了。我非常明白我为什么画画、为什么人作画。”
       由此，刘文西深知画画不能光在书房里练技术，一定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所以，每个假期回农村老家，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收工就在村头画速写。在育才学校也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在校期间参加了皖北、亳县等地的农民运动。参加抗美援朝活动，并在学生会担任工作，向报刊投稿的稿费还解决了自己的部分读书费用。
    首先要把中国的艺术掌握好

       1953年，刘文西被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五年制国画系录取，进行了严格的美术基本功训练，包括素描、速写、解剖、透视、色彩等。浙江美术学院的教学和训练，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当时方增先、宋忠元、李震坚、周昌谷、顾生岳等美术界前辈都曾在浙江美院授课，教学生创作和实践。学校当时还要求学生到各个地方去实习写生。
       与刘文西亦师亦友的方曾先，当时是刘文西班级的班主任。华商报记者昨日采访评论家程征时，他说在方先生眼中，刘文西是个可爱的班长。一次，方先生带学生去爬黄山写生，当时没有缆车，老师学生们都背着铺盖、画具一起爬山。到了一个平台，大家都累瘫了，坐下来休息。只见刘文西背了三个人的行李爬上来了。原来是帮其他同学背的。上来之后，行李一扔就往山下走。老师叫住他问：“怎么还往山下走呢？”刘文西说：“我在半路看有个景色好，我要去画一下！”
       刘文西在浙江美术学院时，主要学习的是俄罗斯素描的风格，比如契斯恰科夫、列宾、苏里科夫等的现实主义绘画。俄罗斯的现实主义绘画风格给他很大的启示：中国人的绘画怎么可以不去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呢？后来刘文西走上了中国画的创作道路。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作为中国人，首先要把中国的艺术掌握好，要用中国传统的艺术方式去表现中国的社会现实，要用水墨表现出人物的立体感和个性特征。”
       大学毕业实习时，正赶上1958年山西永乐宫搬迁，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曾组织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的几十位师生，将永乐宫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临摹下来，以防搬迁过程中有个闪失，以便有个恢复的依据。刘文西和同学们参与其中，中国古代壁画工笔重彩的绘画技法深深地影响了刘文西。

    陕北延安 跟人民在一起

       毕业实习时，刘文西从山西永乐宫转到延安，开始在延长油矿，但他觉得还不够深入人民的生活，于是后来去了毛泽东主席住过的几个村子，比如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凤凰山等，在杨家岭一个毛主席警卫员住过的地方住了很长时间。
       刘文西向当地老百姓了解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程、背景，向农民了解了毛主席在杨家岭的一些日常生活，散步、开荒、种菜、在麦场上看书等。在延安的这一段实习生活，刘文西真正跟陕北的农民在一起，真实地了解了毛主席当年的生活，全面考察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这些对他创作的影响很大。
       美术评论家程征透露，刘文西在延安写生的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大量用铅笔、炭笔画的速写非常具有感染力。此后，刘文西曾数十次去陕北写生创作，足迹踏遍陕北的山川沟壑，并与陕北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创作了大量表现陕北革命历史题材和人民群众风土人情的作品。
       刘文西到陕北实践写生，不是浮光掠影地去画画风光、人物，而是先和当地人交朋友。他曾讲述在陕北认识的最久的朋友之一景聚才，两人在杨家岭认识，景聚才说起自己家时只说要翻一座山，没说具体村子。几年后，刘文西回到陕北想去找他，就翻过那座山。冬天山上有雪，翻过山后坐在雪上滑了下去。因为不知道景聚才在哪个村子，刘文西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正好被景聚才母亲听到了。母亲说景聚才到别的村子了，不在家。刘文西就在他家住了一晚上。后来才知道这个村子叫常沟村。两人一直保持联系，刘文西说：“他身上的陕北农民味儿特别浓，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教书育人，身教胜于言传

       毕业后，刘文西被刘蒙天院长选调分配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一同来的还有画家陈光健。
       评论家程征回忆：“当时我在西安美院读书，虽然没有直接受教于刘文西，但听很多同学说过刘文西对学生非常严厉，对学生要求很高，如果学生不努力，他是不客气的。但是他对学生的优点也不吝赞赏，以他的绘画成就和功力，学生的画一眼就看透了。”
       刘文西对学生的影响，不仅在言传，更在身教。程征评价刘文西“中国美术界最勤奋的画家”“他画过的速写堆积如山，用一切可能的时间画画。他的成就是用时间、劳动换来的。‘文革’期间，刘文西白天被批斗，为怕他出意外，就让学生晚上看着他，结果学生回来直呼‘不得了’，原来看到刘文西在画画。”
       “文革”后刘文西带着学生再次来到陕北。当时大家都睡大炕，大家起来后发现刘文西不见了。原来他一大早爬起来，从灶上摸两个冷馍揣到兜里就出门去爬山了。头一天画速写，快下山时他看到的高原非常漂亮，就打定主意第二天一早去画，从早上画到天黑，完成了一副大型速写。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学生，艺术家应该怎么对待艺术。
       人们印象里的刘文西，往往是一身中山装，戴着软帽，这身装束已经是他的习惯穿着。程征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对这样的服装有些偏爱，但更多的是因为生活简朴。他回忆说：“1973年春节前，刘文西等美术界人士到户县去指导农民画，他穿衣吃饭都不讲究，嘴上吃着东西，脑子里还在想着画，辅导农民画出《采药归来》等作品。他的思想总是围绕着画画，在户县期间，刘文西在路上看到一个农民，追了人家很长时间，软磨硬泡‘能不能让我画画你’。”
       西安美院美术馆直到今天还珍藏着一副刘文西临摹的任伯年大型绘画作品《群仙祝寿图》。上世纪60年代，西安美院曾让刘文西、陈光健、吕安维拿着5万元去南方买古画，用于教学。当时任伯年的这组工笔重彩作品没有买成，刘文西硬是临摹了回来。刘文西临摹的作品并不多见，这一方面使得这组作品显得弥足珍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刘文西对教育的倾尽心力。
       晚年，刘文西与病魔作斗争，几次病危，又几次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继续画画，生命之顽强令人感佩。程征说：“2014年，刘文西在五指山休养，我和他待了两三个月时间。海南的冬天温暖如夏，但刘文西穿着棉衣说‘我冷啊’。我听了非常心酸，因为他连晒太阳的时间都不给自己留。当时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画画，一直画到天黑。”刘文西的一句话让程征觉得非常惊讶和悲哀，那就是“可以画的东西那么多，我才画了一点点”。
       这一次，刘文西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人民，和热爱的绘画事业。愿这位对西北黄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老人一路走好。黄土地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将大地之美、人民之美展现于画中的伟大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