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庆仁

在绘画上引我入门的人是父亲，领我出门的人是母亲。

从1989年我创作《玫瑰色回忆》到2019年，刚好是30年。当年我29岁，如今是59岁。那个时候好多事情都不明白，也弄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我从来都没有停歇过的，我一直在努力，我在找生活、找艺术，也在找我自己，一步一步地提炼直到今天的抽象绘画。

邢庆仁  玫瑰色回忆  中国画  260cm×240cm

1989年  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

在这30年里，我当然有过偷懒，也想舒舒心，轻松轻松，我看那些小孩子哭着哭着就笑了，看那些老人们笑着笑着就哭了，到底是为什么，这些烦恼和忧伤不正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困顿。

我生长在故乡，听着土地的声音，故乡的日出，故乡的日落都是祖先的色彩，都是我身体的密码。我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故乡读完了50多幅世界名画的印刷品，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就更换一次，那些名画贴在土墙上，我躺在土炕上，看得多了，看得日子长了，那些画和我一样与故乡有了神交，我有时分不清是米勒画上的人物还是我的祖辈或者邻居，在地里捡拾麦穗，他们都是一样的色彩。村口的麦秸垛是莫奈的干草垛。凡·高的麦田每年也要摇醉我的故乡。

邢庆仁  狮子吼  中国画

179cm×97cm  2017年

这个阶段的经历让我倍感珍惜，它是我18岁以前自己解读世界名画的私人版本，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是，却是我贴着故乡的土地对图像的认识和理解。

有句话，一瓶子不响半瓶子晃荡，人都认为满瓶子好，我倒喜欢半瓶子晃荡着还有声音。学问是学不完的，不可求全责备。见过一种绿植叫孔雀竹芋，白天看上去舒展着，还很正常，一到晚上就神经了，叶子直直地硬着朝上翘。我一会儿看明白了，一会儿又犯糊涂了，想来想去还是不弄明白的好，它爱怎么长就怎么长。

邢庆仁  古道  中国画

190cm×250cm  2010年

一次，我到咸阳以西采风交流，来的自然是画友，看的说的都是画，一位大胡子向我介绍他的画和作画过程。我说：画什么不重要，问题是怎么画，从现在的画上看，还是留一个人的好。他说：孩子和老人都是头一回出山，少画了哪一个都不行，万一丢了怎么办。我说：不会的，画在纸上怎么能丢呢。

合情又合理是生活，合情不合理是艺术。会画画的咋画都对，即便错了也对，不会画画的咋画都不对，即便对了也是错的。

邢庆仁  长安  中国画

220cm×180cm 2019年

杭州朋友来访，问及工笔画和写意，我说，萝卜和青菜各取所需，只要适合你的就是最好，吃肉未必就会发胖。但写意画到了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也着实有点不太严肃，工笔画也有华而不实的问题，虽忠于面子却丢了里子。画画时我也曾遇到过画得太像而自觉无趣，要么把它涂抹掉，要么重新开始，直画到有点意思才肯放手。现场写生的好处是能发现人之外的东西，即便寥寥数笔，人的神气在，魂在，这是对着照片很难体会得到的。我很喜欢古代兵法讲的 “出奇制胜”，艺术何尝不是呢。

人在自己的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的神态和瞬间，不用刻意改变它，尤其艺术更是如此，疯子有疯子的神态语言，一旦被改造就不称其为疯子，既失去了本色也丢掉了人物个性。好比喝酒，各自喝香为好，喝高了对人不好，对酒也不好。

邢庆仁  方圆绿照  中国画

133cm×165cm 1994年

20世纪80年代末，西安美术学院由原来的兴国寺老校区搬迁至新址。回城后多年的一天，忽有人说西安美术学院老校区办公大楼前挖出一尊鲁迅像，我顿时惊艳了，马上约好友一同前往，到了校园停下车子，一眼就看到站在办公大楼西侧的鲁迅先生，先生还是那一袭长袍，昂首挺胸，手里捏着烟卷。我看看鲁迅，看看天空，围着雕像转来转去，像在转一座山。

看过鲁迅，我在曾经生活过的校园里寻找，边走边想。脚步越显沉重，不知能找到什么。半山上长满荒草，几孔窑洞已破败不堪，俄罗斯风格的旧建筑墙面被粉刷一新。有心无语，我倒真成了旁观者，多想蹲在汉字的结构里发呆，乱写乱画，谁都不要管我，我也不管谁，我也不管我。

邢庆仁  霸王  中国画

265cm×170cm 2009年

人什么时候开始过日子不躲不藏，在真实中找到自己，才有意义。因为，“真”是一切艺术的骨肉灵魂。

表现乡土题材的作品可以土，土得可以掉渣，但气不能土。气土了，画就活不成了。

我的画生发于故乡，故乡是我坚守的理由，虽然故乡老了，根还在，我还有真爱渴望。我细心观察过，杨树生长的声音像受惊吓的风，朝着天空呐喊，这种声音只能在西北、在长安，别的地方兜不住，也吼不起。

我从长安来，我是邢庆仁。